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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倪超 林莉 付繼博
　　我國刑法對公民境外犯罪具有“屬人管轄權”。在一般情況下，中國公民境外犯罪由當地司法機關管轄處理，但一些國家的法治不完善，治安狀況較差，一些中國公民的嚴重犯罪(很多被害人也是中國公民)無法在當地得到有效處理，這種情況下我國刑法就要發揮屬人管轄權打擊這類犯罪。如2012年年初，中國駐某國大使館致函國家公安部稱，2010年以來該國境內不斷發生針對中國公民的搶劫、綁架、敲詐勒索等犯罪案件，嚴重危害了中國公民安全。此類案件均為針對中國公民實施的團夥犯罪，犯罪嫌疑人均為中國籍。為此，中國警方在非洲首次組織大規模打擊中國公民犯罪行動。
　　辦理這類“屬人管轄”案件，多系由公安部通過外交途徑派員至事發國進行調查取證，但因犯罪事實發生在境外，偵查人員的權限受限，取證工作會遇到很多意想不到的障礙和問題，很多證據亦無法獲得。對於這類案件證據的審查，應當堅持原則性與靈活性的統一。
　　一是對事實和證據的認定，要堅持基本事實清楚、基本證據確實充分。在國外暴力犯罪不僅嚴重侵害了被害人的人身、財產權利，也直接影響了我國的國際形象，辦理這類案件在堅持排除合理懷疑的前提下，在證據適用上要體現一定靈活性，不能完全按照國內案件來對待。境外犯罪的部分目擊證人系當地人，一般難以找到;一些證人雖系中國公民，但仍在國外或身份不明，亦無法取得證言。如犯罪嫌疑人顧某教唆當地人“蘭都”以做工程為由將被害人李某騙出將其綁架。雖然當地人“蘭都”無法找到，但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和被害人陳述及其他證人證言均能證明這事實，且綁架過程的證據是明確的，則“蘭都”證言的缺失並不影響本案的認定。
　　二是對於存在瑕疵的證據，要依法予以補強，不輕易排除。對於發生在境外的案件，公安機關在勘驗、辨認現場方面遭遇了很大困難。部分犯罪行為發生在多年以前，一些犯罪場所已不復存在或時過境遷無勘驗價值;一些犯罪場所系當地經營場所(如賭場)，外地人不允許拍照勘驗;一些犯罪嫌疑人已抓獲回國，再返回犯罪的辨認作案地點成本過高，且不易操作。對於這種情況，首先要求公安機關能夠補正要及時補正。如可以利用互聯網科技辨認現場，對無法進行現場辨認的犯罪地點及處所，通過搜索引擎進行地圖辨認，由犯罪嫌疑人指認確定犯罪具體地點。同時，要求公安機關能解釋的要盡可能解釋清楚，如對於境外情況利用“警察證人”輔助證明相關處所情況，對由非本地公安機關偵查取得的證據，要求輔以“情況說明”佐證。
　　三是對同案犯不在案或身份不明等情況，有一罪追訴一罪，有漏罪再追訴。因這類案件涉案範圍廣，涉案人員眾多，犯罪嫌疑人並非同時抓獲，很多犯罪嫌疑人不在案或身份不明，無法窮盡同案犯的供述，一些在案犯罪嫌疑人是否有其他犯罪行為也無法查清。鑒於該類案件影響巨大，拖延太久不利於打擊犯罪，在辦案過程中應堅持有一罪辦一罪、有漏罪再追訴原則。犯罪嫌疑人的部分行為已經構成犯罪，證據確實充分、相互印證的，可立即移送或起訴至法院，此後發現還有其他犯罪行為的，可另行追訴;其他不在案、身份不明的同案犯可在歸案後另案處理。這種策略能在最短的時間內處理落網犯罪嫌疑人，使其得到應有的懲罰。
　　(作者單位:江蘇省海門市人民檢察院)　　（原標題：堅持屬人管轄靈活處理境外犯罪案件）